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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延续课题组于2021—2024年形成的系统化、半自动分析框架，结合主题模型与文本挖掘方法，对2025年度全球传播学研究文献开展全景式扫描。在样本选取方面，首先依据最新版《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从SSCI收录的229种传播学期刊中遴选44本Q1期刊（不含新闻学类期刊5本）；随后以科学网（Web of Science）为检索平台，设置期刊来源与发表时间等限定条件，获取2025年度的完整文献数据，检索执行时间为2025年11月8日。经数据清洗与筛选，最终获得有效英文文献2578篇，各期刊论文分布情况详见表1。
比林（Kilian Buehling）等人采用计算方法与定量文本分析，对4chan、Twitter及七家美国替代性新闻媒体的内容进行了纵向考察。研究发现，各平台中阴谋论叙事的占比持续上升。其中4chan几乎全部采用阴谋论叙事；而X及其他另类新闻媒体也充斥大量此类内容，并未以中立报道或事实核查为主。与多数基于西方语境的阴谋论研究形成对照，王（Zituo Wang）等人则聚焦于中文语境下抖音平台上政治类阴谋论视频的多模态叙事与说服机制。通过对182个视频的分析，发现运用外群体认同策略的阴谋论视频比强调内群体国家认同的视频获得更高的点赞与评论。这说明用户在参与阴谋论内容互动时，可能更倾向于激活国家层面的群体身份，并通过对外群体的指责来强化和维护自身的社会认同。
相较于前述研究对平台环境与群体认同的考察，马威克（Alice Marwick）等人的研究将视角转向微观情境的认知机制，探讨美国TikTok平台上的阴谋论社区（Conspiracy Tok）如何通过“民粹主义知识生产”（populist knowledge production）重构个体身份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该研究对202条阴谋论视频进行定性分析后发现，其创作者的人口特征显著偏离传统“中年白人男性”的刻板印象，而主要由年轻人、非白人群体及女性主导。创作者通过运用视觉符号、个人叙事与“深度传说”（deep lore）建构内容合法性，在形式上挪用学术研究与新闻业的知识生产方式，实则拒斥制度性权威。此类实践体现出一种“慷慨认识论”（generous epistemology），即接纳多元真理与替代性世界观，将边缘群体建构为受害者，同时将科学、政府与主流媒体等建制力量界定为加害者。研究指出，这种民粹主义知识生产模糊了娱乐表达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边界，既为边缘群体提供了批判结构性不公的认知资源，也助长了虚假信息与偏见的传播。
党派媒体（partisan media）作为政治极化的重要驱动力，其影响受众态度的心理机制始终是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山本昌弘（Masahiro Yamamoto）与张（Chia-Heng Chang）基于期望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EVT），考察了当媒体报道偏离其既定政治立场时受众所产生的心理反应。该实验研究以美国与共和党支持者为被试，随机分配其阅读立场一致或不一致的本党媒体与对立党媒体新闻标题。研究结果表明，当对立党媒体发布立场不一致的新闻时，受众因“意外感”（unexpectedness）与“正面效价”的中介作用而产生更积极的评价。相较之下，当本党媒体立场发生偏离，尽管同样引发受众的“意外感”，但该效应经由“负面效价”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传导，未能显著改变受众对本党派媒体的好感度。上述研究揭示了受众对媒体立场违背的情境性反应，但未考虑个体政治知识水平的差异可能带来的调节效应。郑（Xia Zheng）等人进一步考察了政治知识如何通过情感溢出机制加剧情感极化。研究发现，政治知识水平越高的党派人士，越倾向于对本党媒体表达更强烈的积极情绪，同时对对立党派媒体表现出更显著的消极情绪。且这种情绪会进一步溢出至对立党派支持者（opposing partisans），从而加剧群体间的情感对立。
与此同时，学界对党派媒体的研究正逐渐由强调“态度改变”的传统说服范式，转向关注“接纳异己”的政治倾听（political listening），即个体接触异见、并承认对立方案合法性的意愿与能力。俞智瑟（Yoo Ji Suh）等人的研究系统探讨了党派媒体使用对民主协商基础的侵蚀作用。他们发现，党派媒体的使用——尤以右翼媒体为甚——显著加剧了个体对政治妥协的排斥与厌恶。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这一效应主要通过两条心理路径发挥作用：其一，党派媒体显著降低了受众对异质观点的开放性，削弱了其政治倾听的意愿；其二，党派媒体强化了受众在政策议题上的态度道德化倾向（attitude moral relevance），从而将政策分歧转化为道德对立，深层次阻断了与对立立场者开展理性审议与达成政治妥协的可能性。
在政治对话场景中，“否定式倾听”（apophatic listening）指个体在理解他人观点时，有意悬置自身判断与即时回应的倾听姿态。埃夫兰（William Eveland）等人通过一项多因子实验，系统考察了政治对话中影响否定式倾听的个人与情境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非政治议题下，个体的倾听意愿最高；在关系维度上，与朋友的对话显著高于与邻居的对话。同时，拥有跨种族或跨党派友谊的个体，其倾听意愿整体更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党派身份的影响力明显超过种族身份，成为预测倾听意愿的关键变量。例如，受访者在面对不同种族对象时，反而表现出高于同种族对象的倾听意愿。
气候议题的传播效果不仅取决于媒介内容本身，更取决于媒体框架与个体认知之间的互动。埃绍（Katharina Esau）等人采用定性分析与计算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混合方法，比较了澳大利亚与德国媒体对气候运动的报道框架。研究发现，德国媒体因结构多元呈现更为分化的框架，澳大利亚高度集中的媒体环境则形成了相对一致的负面叙事。在两国语境中，右翼媒体倾向于采用“犯罪与法律／极端主义”框架，将气候抗议塑造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左翼媒体则更多使用“全球气候正义”框架，强调抗议行动的正当性。在抗议形式层面，温和行动更易引发关于气候正义的讨论，而激进行动则促使媒体聚焦于“合法性”与“极端主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激进抗议在两国媒体中均引发了更高水平的毒性言论与愤怒情绪，且德国媒体中的负面情绪强度显著高于澳大利亚。
从个体经验出发，赫格-克罗恩（Hoegh-Krohn）等人通过质性深度访谈，考察了挪威新闻受众对“气候变化”这一议题的感知方式。研究发现，尽管气候变化具有高度的公共重要性，但与战争、疫情等传统新闻议题相比，其在日常新闻消费中呈现出显著的“无形性”（intangibility）。这种无形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难以融入受众稳定的新闻消费惯例；气候变化的概念边界模糊；缺乏明确的时空锚点，因而难以持续吸引受众注意。在微观动机方面，视觉策略如何影响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成为另一个研究重点。冉（Duan Ran）通过线上实验，系统考察了气候变化视觉化（visualizing）对个体心理过程与行为意图的影响。研究发现，抽象图像强化了威胁感知对心理距离的负向作用，并增强了脆弱性感知对行为意图的正向影响。气候传播中的视觉策略需要与个体认知特征相匹配，抽象视觉（abstract visuals）更适用于威胁感知较高或强调道德合理性的受众，而具体视觉（concrete visuals）则对脆弱性感知较低或关注行为可行性的个体更为有效。
健康信息行为是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场景。个体的健康信息行为嵌入于亲密关系、医患互动以及公共信息环境等多重社会情境之中。在心理层面，林克（Elena Link）采用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ESM），对383名德国急慢性患者开展了为期14天的密集追踪调查。研究系统考察了健康信息行为的动态性与情境性特征，发现健康信息行为由相对稳定的“特质”（trait）成分与情境可变的“状态”（state）成分构成。具体而言，信息寻求的变异主要来源于个体间差异，而信息扫描与信息避免则更受情绪影响。在行为关联方面，从个体特质层面看，信息寻求与信息扫描呈正相关，即倾向于主动寻求信息的个体也更容易被动接触信息；而在个体内状态层面，两者在特定情境下呈负相关，表明个体在同一时点更可能采取一种主导策略而非并行多种策略。
在家庭环境中，封（Yulei Feng）基于家庭沟通模式理论，考察家庭沟通环境如何经由家族健康史（Family Health History，FHH）沟通意愿的中介作用，影响个体的在线健康信息寻求行为。研究发现，强调开放交流的家庭对话模式（conversation orientation）能够通过提升个体关于FHH的沟通意愿，进而促进其为自身或家庭成员开展在线健康信息搜寻。而强调一致性与服从的家庭顺从取向（conformity orientation）虽抑制FHH沟通意愿，却可能在家庭责任感的驱动下，直接促进个体为家人进行健康信息搜寻。
在医患互动场景下，当个体由私人领域进入公共医疗空间，其健康信息行为亦受到更为复杂的人际互动结构的影响。李（Xin Li）等学者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医患三方互动情境，即患者、同伴与医生之间的交互关系。该研究基于中国某三级医院神经科门诊的82段真实医患对话录音，运用对话分析方法，系统考察了第三方在医患关系紧张升级过程中的干预策略。研究发现，紧张关系的主要“触发点”包括患者请求超出医生专业范围、拒绝转诊建议以及对治疗方案的分歧，且此类紧张情境在复诊过程中尤为常见。根据介入主动性程度，第三方干预可分为双重（double）干预、单边（unilateral）干预与非对齐（nonaligned）干预三种类型，通过非语言线索转移互动焦点和调和医患双方的认知分歧来缓解紧张关系。
在公共传播情境下，个体的健康信息决策往往发生于复杂且潜在高风险的信息环境之中。谢（Quan Xie）等学者聚焦网红借助疫苗错误信息牟利这一现象，系统考察了不同传播干预策略的实际效果。该研究通过两项实验，检验错误信息标签、专家纠正及二者组合策略对网红代言效果的影响机制，并重点分析受众既有疫苗立场（支持vs. 反对）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错误信息标签显著削弱了支持疫苗群体的品牌态度与购买意愿。对于立场较为顽固的反对疫苗者，单一的标签或专家纠正干预效果有限，而组合策略因引发更强的认知失调，促使其转向系统化信息加工，从而降低其购买意愿。
2025年科学传播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整合性取向，强调个体认知、媒体情景及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勾连。科学素养（science literacy）通常指个体理解与运用科学知识的能力，对其进行有效且多维的测量，是科学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梅德（Niels Mede）等学者开发并验证了一套新的多维科学素养量表，旨在更准确地评估当代公民在数字环境中的科学素养水平。该量表涵盖三个核心维度，即公民科学素养、科学媒介素养与认知科学素养。研究通过在瑞士与美国实施的两项预注册的全国性问卷调查，覆盖英、德、法和意四种语言，完成量表的开发与检验。研究团队从初始的21个题项中筛选出14个区分度良好的题项，最终形成结构稳定、信效度可靠的三维度量表。结果显示，科学素养得分较高的个体在教育水平、科学兴趣及对科学的信任程度等方面亦显著更高。
随着传统主流媒体影响力相对式微与信息环境日趋复杂，以“主流媒体修正者”自居的替代性媒体正逐步将其影响力延伸至科学传播领域。齐尔斯（Lena Zils）等学者基于2022年“瑞士科学晴雨表”（Science Barometer Switzerland）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个体使用替代新闻媒体获取科学信息的预测因素。研究发现，仅约25%的受访者实际使用研究者界定的特定替代性媒体获取科学信息，但自我认同为替代媒体用户的比例却高达69.5%。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替代性科学媒体用户并非完全排斥科学体系或主流媒体；相反，他们往往是重度媒体使用者，同时频繁接触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然而，这一群体普遍持有较强的科学民粹主义（science populism）态度，对科学精英表现出高度怀疑。此外，这些个体虽对自身科学素养与媒介能力评价较高，但在客观科学知识测验中的得分却相对较低，呈现出显著的“过度自信”特征。
科学资本（science capital）指个体所拥有的与科学相关的知识、态度、社会关系与实践经验等资源总和，进而形塑其理解、参与和运用科学的方式。卡阿基宁（Johanna Kaakinen）等学者首次将科学资本概念系统引入芬兰成年人口研究。研究团队开发了一套包含37个题项的科学资本量表，并据此提出成年人科学资本由四个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维度构成：科学相关活动、科学态度、科学自我效能感以及早期科学支持。分析结果表明，科学资本在社会中的分布不均，受到年龄、受教育程度及父母教育背景的显著影响。例如，高学历且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拥有更高的科学资本；年轻一代展现出更高的科学自我效能感、更积极的科学态度，并回忆获得更多早期科学支持。
随着女子体育的商业化发展，性别议题日益成为体育传播研究的焦点。安图诺维奇（Dunja Antunovic）与布鲁斯（Toni Bruce）对期刊《传播与体育》（Communication & Sport）近十年女性主义体育媒体研究进行了系统评估，从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与作者构成三个维度展开分析。研究指出，霸权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是该领域最常被采用的理论视角，同时，交叉女性主义（intersectional feminism）与跨国女性主义（transnational feminism）等多元框架的引入，显示出理论视野的持续拓展。然而，不少研究对理论的运用仍停留在表层引用，缺乏深入整合与批判性推进。在方法层面，内容分析占据主导地位，访谈与焦点小组等质性方法使用相对有限，实验研究仅占约5%，整体呈现出明显的方法趋同性。从作者分布看，美国及其他西方英语国家学者占据主导，非西方视角与在地经验明显不足，制约了该领域的全球知识对话与理论普遍性。
以下两项实证研究将聚焦从地方到全国、从媒体生产到消费场景中体育传播与性别观念的交互影响。在地方层面，安图诺维奇（Dunja Antunovic）等学者考察地方新闻生产中“地方性”因素对女子体育报道的塑造作用。该研究基于2024年对美国明尼苏达州39名记者的深度访谈，借助“新闻生产场所”（the places of news production）的理论框架，分析在女子体育“繁荣”语境下，地方记者如何动员本地资源并应对新闻生产中的结构性约束。研究发现，地方体育市场构成记者持续开展女子体育报道的重要资源基础，但新闻编辑室的结构性重组显著削弱了记者进行实地报道的能力，农村地区尤为明显，面临更为突出的报道覆盖不足问题。在新闻消费端，盖马尔（Adam Gemar）等学者基于2023年美国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N=2032），系统考察了公众对女子体育媒体报道的态度及其与性别本质主义信念（gender essentialism）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尽管近年来女子体育的媒体曝光度有所提升，公众对此仍存在显著分歧，持有性别本质主义观念的受访者更倾向于认为女子体育报道“过多”，并更可能将报道增加归因于社会政治压力，而非公众真实的兴趣或需求。
当前，AI拟人化所引发的基础伦理判断已成为公众讨论与学术研究的热点议题。朱（Yuqi Zhu）和褚（Jianxun Chu）考察了知乎平台“该不该和AI说谢谢”线条帖子，探究公众向AI表达感谢的道德逻辑。研究发现，多数参与者（约64%）持支持立场，其理由主要源于三方面：基于美德伦理的道德自主性考量、对培养“负责任的AI”的道德责任感，以及在拟人化影响下将AI视为类人社会行动者的心理倾向。少数反对者（约21%）则强调AI的工具属性，认为其不具备道德主体性，同时指出致谢行为可能带来效率损耗或潜在风险。进一步而言，拟人化设计的具体场景如何塑造用户心理与行为，亟待借助随机控制实验加以解释。金翰英（Hanyoung Kim）和王（Yanyun Wang）通过一项2（情感支持水平：高vs.低）×2（聊天机器人形象：拟人vs.非拟人）的组间实验设计，观察154名美国大学生与聊天机器人进行10分钟的无脚本真实互动。研究结果表明，当聊天机器人同时具备拟人化形象与高水平情感支持时，可显著降低用户的心理阻抗（psychological reactance）；而在非拟人化形象条件下，情感支持水平对心理阻抗的影响则不再显著。
当AI凭借拟人化特质由工具向“伙伴”角色演进时，人机互动中日益复杂的情感联结成为新的问题域。邹（Wenxue Zou）等人考察了用户在与AI互动中的情感投入程度及其对AI角色认知对情感自我效能感（emotional self-efficacy）的影响。研究发现，约60%的参与者表现出中等至高度的情感投入，视AI为“朋友”（65.3%）或“导师”（63.2%），而仅有少数将其视作“伴侣”（13.0%）或“家人”（22.4%）。进一步分析表明，更高水平的情感投入能够促进更深层次的自我表露，从而显著提升用户的情感自我效能感。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情感联结会随技术更新而动态演变。内夫（Gina Neff）与纳吉（Peter Nagy）基于驯化理论（domestication theory），以伴侣型聊天机器人Replika为案例，探讨用户对AI功能与人格变化的适应过程。研究表明，用户主要采取三类应对策略：其一是“适应”，即将技术变化视为类似“疾病”的状态调整，并努力在更新后的系统中重建与“旧伴侣”的互动模式；其二是“探索”，即尝试与更新后的AI建立新的关系形态；其三是“重构”，即放弃现有AI转向替代性技术产品。
首先，商业场景研究重点考察不同商业模式与客户维系策略的实际效能。萨武宁（Tapio Savunen）等学者分析了移动网络运营商（Mobile Network Operators，MNOs）依托4G/5G网络参与公共安全通信项目的盈利机制。通过比较美国的单一主体模式与欧洲的多主体合作模式，发现公共资金支持在弥补高额网络建设成本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同时，美国的单一主体模式因能够提供更为完整的服务组合（如端到端解决方案）而展现出更高的盈利潜力。研究还指出，此类公共安全项目可通过提升市场份额，对运营商的核心业务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与之相呼应，客户维系同样构成商业可持续性的关键环节。普夫洛赫夫特（Kurt Pflughoeft）等人以美国一家区域性固定无线接入（Fixed Wireless Access，FWA）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为案例，发现光纤竞争者的进入是导致FWA客户流失的首要因素，而客户年龄、网络速度及区域品牌影响力则显著提升客户留存率；价格折扣虽能降低流失风险，但在高价服务情境下呈现明显的边际递减效应。
其次，通信基础设施的环境影响逐渐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重点，致力于探索面向低碳发展的可行路径。奥顿（Edward Oughton）以亚洲发展中地区为研究对象，考察通过基础设施共享（infrastructure sharing）策略实现4G/5G移动宽带覆盖的环境与经济效益。研究基于技术—经济评估模型表明，相较传统网络独立部署模式，实施被动共享、主动共享或农村网络共享等基础设施共享方案，可显著降低能源消耗、碳排放和所需投资，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兼顾减排目标与成本控制的“双赢”路径。
最后，相关研究进一步关注通信基础设施的社会效能，尤其是新一代技术对用户体验与数字生态结构的深层影响。威尔肯（Rowan Wilken）等学者从用户体验视角出发，评估了澳大利亚偏远地区居民对5G移动服务的早期采用情况。研究发现，尽管5G在网络覆盖范围与连接稳定性方面（尤其在区域地区）仍有提升空间，其整体性能已显现出相较前代技术的显著优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澳大利亚国家宽带网络（NBN）性能的普遍不满，部分用户已将5G视为家庭宽带的补充甚至替代方案。这一趋势表明，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正迈向整体连接生态中竞争更为核心的地位，可能对未来电信市场结构与相关政策导向产生深远影响。
在技术哲学语境中，数字孪生的本质被揭示为一种由代码与数据物流构成的操作性环境。帕里卡（Jussi Parikka）指出，在建筑信息模型等数字孪生平台中，风、光、气流等“元素媒介”（elemental media）被封装为标准化的代码模块与插件，经由“物流回路”（logistical circuit）在不同技术平台之间流通。数字孪生依托一种“操作性本体”（operative ontology），通过计算流体动力学（CFD）与游戏引擎（如虚幻引擎），将自然动力转译为可视化、可计算、可管理的数据对象，即被技术化的“小自然”（little natures）。由此可见，数字孪生在基础层面并非现实世界的镜像，而是一种由软件操作与数据流构成的技术环境，为上层预测、决策与优化提供底层计算框架。
进一步而言，这一技术框架在具体的交互界面中转化为可感知的认知与模拟功能。其中游戏引擎成为重要的“预演”平台。卡涅特·桑斯（Laura Cañete Sanz）等学者以游戏《城市：天际线》（Cities: Skylines）为例，分析其作为简化数字孪生原型如何塑造用户对复杂系统的理解。研究发现，通过此类交互式模拟，用户不仅获得操作层面的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也逐步形成对城市系统结构与因果关系的概念性理解。由此可见，这类游戏实践在某种意义上预演了数字孪生未来作为教育与认知界面的潜力。
最终，在当这种模拟逻辑由游戏化场景转入现实城市治理情境时，数字孪生便演化为一项交织着技术承诺与政治考量的治理实践。克诺普夫（Sophia Knopf）等学者通过对波士顿、那慕尔与慕尼黑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城市数字孪生（urban digital twins，UDTs）在实际运作中的社会建构性。研究指出，UDTs并非客观中立的“技术之镜”，而是与地方治理理念协同生产（co-produced）的结果。此外，现实中的数字孪生应被理解为一种“规制性表征”（regulatory representation）——其在承诺优化城市运行的同时，也深度嵌入地方政治议程，并可能反向塑造城市规划过程中的权力结构与决策机制。
首先，在宏观地域层面，数字不平等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化与自我强化趋势。维森特（María Vicente）等学者基于欧盟数据，系统考察了不同地区企业人工智能使用水平的差异。研究发现，国家间分化明显。如丹麦、比利时等国的企业，AI使用率显著高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同时，AI使用水平越高的国家，其国内区域差异也越为突出。进一步分析表明，地区当前的AI采用水平与其自身既有的数字化基础呈显著正相关，与邻近地区的数字化程度呈负相关关系。这表明，AI技术扩散并未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反而可能沿袭并加剧既有的数字鸿沟与地域不平等，若缺乏有效干预，极易形成空间层面的马太效应。
其次，面向社区场景，尽管偏远地区的数字接入状况整体改善，结构性障碍仍表现出较强的持续性。帕韦斯（Isabel Pavez）等学者以智利偏远农村地区为案例，通过对比2015年与2023年的纵向数据，追踪了当地互联网接入、使用影响因素及居民数字包容感知的演变。研究发现，尽管家庭与个人的互联网使用率大幅提升，且早期制约使用的交通条件与社会资源等因素随时间逐渐弱化，但教育水平与年龄等结构性变量的影响却持续存在。这表明，数字不平等正在由“接入鸿沟”向更为隐蔽且根深蒂固的“使用鸿沟”与“素养鸿沟”转移。
最后，在群体层面中，数字不平等与个体身份及其社会经济特征深度交织。达莫阿（Clement Damoah）基于加纳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系统分析了不同残疾类型及社会经济因素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研究发现，残疾人使用互联网的概率整体比非残疾人低约41%，其中智力残疾者面临的障碍最为显著。此外，年龄、性别与家庭结构在残疾群体中产生交叉效应，男性残疾人的互联网使用率高于女性，青年残疾人高于年长者，而生活在大家庭中的残疾人上网可能性相对更高。上述研究共同表明，生理条件、社会经济地位与地域劣势等结构性因素的叠加，会在数字化进程中进一步放大的边缘化风险。
例如，中国视频创作者李子柒以高度审美化的田园影像实现了广泛的跨文化传播，成为社交媒体多模态身份展演的典型案例。王（Yilei Wang）等学者通过分析其100个高播放量YouTube视频，结合多模态符号学与电影研究方法，从场面调度、摄影与音乐三个维度考察其身份表演策略。该系列视频主要建构了三类身份形象，即“浪漫化的农民”“后女性主义的民间艺术家”和“中华美食鉴赏家”，从而在专业性与情感亲密性之间取得平衡。这一多模态身份展演是平台经济逻辑、中国文化复兴话语与全球消费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数字视觉文化中，以迷因（meme）形式传播的表情包是一种兼具高扩散性与情感动员力的符号实践，而当其挪用儿童真实形象进行娱乐化传播时，则引发关于儿童隐私与图像商品化的伦理争辩。马罗波（Lidia Marôpo）等学者以巴西与葡萄牙的网红母亲为案例，通过多模态内容分析考察儿童形象如何在社交媒体中被符号化并卷入模因流通。研究发现，巴西母亲Morgana Secco采用“灵感式育儿分享”，强化儿童的可爱与天赋，却意外引发其形象被挪用为政治模因，造成严重隐私争议；葡萄牙母亲Madalena Abecasis则通过“越轨式育儿分享”主动制造幽默化的“尴尬”瞬间，尽管其模因传播仅局限于粉丝社群内部。研究指出，网红父母在流量与商业逻辑驱动下，往往忽视儿童的长期权益，且女孩在此类模因化传播中面临更高的隐私与伦理风险。
视觉传播的效力不仅显露于数字空间，也深刻嵌入线下的物质性场域。作为城市视觉文化的一部分，街头涂鸦既承载美学意义，也构成身份表达与话语协商的关键媒介。阿姆贾德（Iram Amjad）以巴基斯坦公共涂鸦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符号学与多模态线幅典型涂鸦图像从表征、互动与构图三个维度进行系统解读。研究指出，涂鸦不仅是文化记忆的视觉载体，也为边缘群体提供了表达政治诉求的替代性公共空间。在政治不稳定、公共叙事受限的社会语境中，涂鸦呈现出兼具抵抗性与审美性的空间实践特征，同时亦持续承受来自法律与社会规训的压力。
在理论化层面，伯格（Adler Berg）提出了播客“亲密性”的四维分析框架，分别涵盖倾听方式、内容呈现、表达风格以及跨媒体互动中的亲密性建构。该框架为播客亲密性的系统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也为通过内容与表达策略的优化增强听众亲密体验提供了实践启示。罗德里格斯-奥尔蒂斯（Raúl Rodríguez-Ortiz）与费尔南德斯-桑德（Manuel Fernández-Sande）在伊比利亚—美洲语境中应用该框架，通过分析11个独立非虚构叙事播客的73期节目及对16位创作者的访谈，考察叙事策略如何增强听众的信任与参与。研究发现，这类播客多以历史叙事与个人故事为核心，并通过叙事结构与叙述者角色的创新建构亲密关系。研究强调叙述者作为“引导者”（guide）的关键作用：异故事（heterodiegetic）叙述者以相对客观的视角建立可信度，而同故事（homodiegetic）与自故事（autodiegetic）叙述者则通过经验分享拉近情感距离。此外，访谈等子类型借助声景（soundscape）与有限的虚构元素弥补史料空缺，在保持新闻真实性的同时提升叙事感染力。研究者指出，该地区独立播客的成功在于兼顾调查新闻的严谨性与音频叙事的艺术性，体现了内容与表达方式两个维度的亲密性建构。
然而，在媒体实践场景中，播客亲密性所建构的“情感真理”（emotional truth）亦可能对新闻的客观性规范形成挑战。加西亚·德·托雷斯（Elvira García de Torres）等学者基于对14名西班牙新闻播客制作人的深度访谈，系统分析了新闻播客中亲密性所蕴含的内在张力。研究比较了两类主要形态：每日新闻播客通过高频更新、第一人称叙述与口语化语调营造日常陪伴感；纪录片播客则依托声音设计、情感叙事与个人披露强化听众的情感联结。尽管受访者普遍认可亲密性有助于建立公众信任，但同时强调需通过制作过程的透明化来维护专业边界。研究进一步指出，纪录片播客更易卷入事实与虚构边界的伦理争议，而每日新闻播客则需在即时性与内容深度之间持续权衡。
从心理氛围切入，学界日益将玩家视为与游戏文化持续互动的能动主体，关注其在游戏过程中对自我身份与生活方式的建构。索卡（Miikka Sokka）等学者据此提出“数字游戏关系”（digital gaming relationship，DGR）概念框架，用以刻画个体在生命历程中与数字游戏世界形成的动态关系。该关系建立在个体与游戏社交世界的持续互动之上，涵盖语义（semantic）与意义（significance）两个维度，不仅通过“玩游戏”的行为生成，也经由关注游戏文化、参与文化生产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内化游戏元素等实践不断深化。基于参与深度的差异，研究进一步将个体与游戏世界的关系划分为陌生人、游客、常客与局内人四个层级。转向心理状态层面，帕蒂森（Joseph Pattison）以《使命召唤》（Call of Duty）系列游戏为个案，深入分析商业战争游戏中的情感机制。该研究突破了将此类游戏简单视为军国主义宣传工具的传统解读，转而基于“情感框架”（affective framework）强调游戏的核心功能在于激发强烈的情感体验，而非直接灌输特定意识形态。玩家并非被动接受游戏叙事，而是能够对其中的战争呈现进行批判性反思。尤其是那些引发负面情感的不适任务，更容易被玩家深刻记忆，并促使其调整游戏行为，进而反思战争的残酷性与相关道德困境。
媒介技术正深刻重塑组织沟通生态体系，ICTs已全面嵌入组织运作与成员日常实践，持续引发学界对其如何影响组织结构与个体行为的关注。其中，可见性（visibility）作为ICTs的关键可供性之一——技术赋予个体观察他人工作与互动的能力——已成为组织沟通研究的重要议题。佐嫩（Ward Zoonen）等人基于一家跨国公司539名员工与主管的问卷数据发现，可见性在电脑中介沟通（CMC）频率与主管监管能力感知（supervisor-rated surveillance）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揭示了数字交互通过提升工作过程的可视化程度，强化了管理层的监控感知。然而，单一强调可见性可能遮蔽ICTs其他可供性的作用。为此，佐嫩等人在后续研究中比较了多种技术可供性对组织沟通频率、信息共享质量及员工身份过程的相对影响。基于样本量分别为460和279的两个横截面调查，研究发现，相较于可见性，感知度（awareness，即对组织动态的即时把握能力）与可及性（pervasiveness，即技术跨越时空的持续可用性）对组织沟通与身份建构具有更显著的解释力。这表明，在数字化组织环境中，技术所提供的“连接性”与“知情性”可能比单纯的“被看见”更为关键。
ICTs的时空可及性推动了远程工作（work from home）等灵活办公模式的普及，也引发了关于员工—组织关系新形态的讨论。莱蒙（Laura Lemon）与塔克特（Teresa Tackett）考察了远程情境下员工对敬业度的理解与实践方式。研究发现，远程敬业（remote engagement）主要呈现三重特征。其一，敬业不再体现为对组织信息的被动响应，而是通过主动沟通加以建构；其二，对话与关系维护被重新界定为一种生产性劳动，突破了以产出与效率为核心的传统功能主义敬业观；其三，远程工作的灵活性往往以额外的“自发性努力”（discretionary effort）为交换，员工为维持这一工作安排，倾向于延长工作时间，进而陷入持续自我证明的循环之中。
数字化在提升沟通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内部沟通悖论”（internal communication paradox）——沟通效率的提高未必带来满意度的提升。安娜·韦尔契奇（Ana Verčič）与德扬·韦尔契奇（Dejan Verčič）通过对一家大型电信企业104名员工开展日记式追踪调查发现，面对面交流频率与员工对内部沟通的整体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而电子邮件、视频会议等数字媒介的使用频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该结果表明，高质量的线下互动仍是维系员工满意度、组织凝聚力与敬业度的重要且不可替代的沟通资源。
面向CSA的组织沟通场景，金妍秀（Yeonsoo Kim）等学者关注议题成熟度（issue maturity）与倡导一致性（issue-company congruence，即倡导议题与企业核心业务的契合程度）对消费者真实性感知（authenticity）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相较于气候变化、食品安全等成熟议题，公众对管制、医疗改革等不成熟议题中的企业倡导更易产生真实性感知；且该效应受一致性调节——在不成熟议题中，低一致性反而比高一致性更能提升真实性感知，而在成熟议题中，高一致性则更具说服力。在此基础上，游（Leping You）等人将议题极化程度（issue polarization）纳入分析框架，进一步揭示其对消费者支持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低极化议题（如为全体员工提供医疗保险）中，消费者更倾向于表现出数字参与型企业政治倡导行为（CDE-CPA）与支持性购买意愿（buycotting）；而在高极化议题（如生育权）中，当企业倡导议题与其业务高度一致时，消费者对企业公共服务动机（public-serving motives）的感知显著增强，并通过该中介路径提升支持行为。
除了内容维度，沟通方式同样显著影响CSA的沟通效果。特洛伊（Cassandra Troy）等人在合法性理论（Legitimacy Theory）框架下，比较了企业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时，不同合法化沟通策略对公众感知与行为意图的影响差异。研究采用2（合法化策略：象征性vs. 实质性）×2（信息类型：CSA vs. CSR）×2（议题类型：环境vs. 健康）并设置中立信息对照组的被试间实验设计。结果显示，无论采用CSR还是CSA框架，也无论使用象征性或实质性策略，企业沟通均显著高于中立信息，在提升道德合法性与真实性感知方面具有正向效果。进一步比较发现，实质性策略在降低虚伪感、提升企业声誉方面更具优势；而CSR信息虽能相较对照组降低虚伪感与意图，但在这些效果上与CSA并未呈现显著差异。
作为危机沟通研究的核心概念，危机责任（crisis responsibility）指公众对特定主体在危机成因中所负责任程度的认定。近年来，相关研究不断拓展其维度与作用机制。谭（Lisa Tam）与梅塔（Amisha Mehta）在经验层面区分了原因归因（cause attribution）与解决方案归因（solution attribution），并将二者置于政府、企业与个人等多元利益相关者框架中加以考察。基于对澳大利亚两起全国性公共危机（电动滑板车事故与租赁住房短缺）的调查，研究发现，公众会在不同主体之间分配差异化的责任；同时，即便某些主体未直接导致危机，公众仍可能期待其承担解决责任。此外，阴谋论思维被证实显著影响公众的原因归因判断，但与解决方案归因并无显著关联。
在责任归属明确之后，危机主体应如何通过沟通策略实现声誉修复，成为相关研究的另一核心议题。付（Jia Fu）与杨（Yinyin Yang）通过两项实验，对比考察了对话式（dialogic）与独白式（monologic）沟通策略在危机情境中的声誉修复效果。研究发现，对话式沟通在整体上更有利于组织声誉恢复，其作用机制主要通过提升利益相关者的同理心感知（empathy）实现。进一步分析表明，危机类型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在可预防型危机中，对话式沟通更易激发公众同理心，从而显著缓解声誉损害；而在受害者型危机中，两种沟通策略在同理心激发与声誉保护效果上并未呈现显著差异。
除危机沟通策略的外在形式外，领导者的沟通质量同样深刻影响公众反应。罗（Yi Luo）与蔡珍娥（Jin-A Choi）采用大数据分析方法，考察组织陷入负面事件时首席执行官（CEO）的真实沟通（authentic communication）对社交媒体舆论与企业声誉的影响。研究以Zoom公司2023年大规模裁员事件为案例，对X（原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上7611条相关帖文进行主题建模与情感分析。结果表明，危机情境中领导者的真实沟通能够显著降低公众负面情绪，并产生“积极光环效应”（positive halo effect），即公众对CEO的正向评价可迁移至对组织整体声誉的认知之中。
在具体情境中，AI驱动的个性化互动也加剧了消费者在便利性、自主性与隐私之间权衡的张力。AI赋能的数字化消费旅程通过在不同品牌触点提供高度个性化内容以实现高效互动，但其对消费者自主权的影响呈现出情境差异。哈德卡斯尔（Kimberley Hardcastle）等人结合半结构化现象学访谈与客户旅程图（CJM），系统追踪消费者在各阶段的体验，发现其对AI个性化广告同时持有“便利性—自主性”的矛盾认知。在旅程前期（如发现、考虑阶段），消费者愿以部分隐私为代价换取AI带来的即时性与信息丰富性；而进入转化阶段后，则更倾向于否认AI影响，并对数据滥用与潜在监控表现出更高敏感性。与此相呼应，Hongjie Sun等人通过三项在线实验发现，AI生成广告的个性化程度与消费者品牌态度之间呈倒U型关系，其作用机制在于“感知效用—威胁差异”的权衡过程。同时，隐私关注显著调节该效应，凸显了隐私考量在个性化广告效果中的关键边界作用。
在家庭沟通环境中，父母的情绪调节能力对孩子交流与家庭传播氛围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现有的测量工具多基于独生子女情境，难以准确捕捉多子女家庭互动场景下的情绪调节问题。对此，克拉默（Laurie Kramer）等学者以多子女家庭为对象，开发并验证了“同胞情境下父母情绪调节问卷”（Parental Emotional Regulation in the Sibling Context Questionnaire，PERSCQ）。研究基于35个国家的359名母亲样本，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该量表具有稳定的双因子结构——情绪反应性（reactivity）与情绪失调（dysregulation）。结果显示，PERSCQ能够有效区分一般性情绪调节策略，且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为多子女家庭情境下父母情绪调节研究提供了可靠工具。
数字技术深刻影响日常生活，数字媒体接入呈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本年度代际沟通研究主要聚焦两个方面，一是儿童智能媒体使用行为，二是父母的数字化育儿实践。莱戈尔布鲁·费尔南德斯（Idoia Legorburu Fernandez）等人从社会文化与环境视角出发，探讨父母为子女配备智能手机的决策逻辑。研究基于西班牙巴斯克地区642名父母的开放式问卷，并采用Reinert方法对文本数据进行分析，归纳出五类核心动机——融入同伴圈、社会压力、自主性赋予、城镇情境需求、父母监控。研究指出，为子女配置智能手机并非单纯的功能性选择，而是一种高度“关系性”的决策过程。
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父母在日常育儿实践中应如何应对子女不断增长的数字使用行为。洪（Wei Hong）等人以中国西北地区942名3—6岁学龄前儿童父母为样本开展纵向研究，发现家庭功能失调不仅直接正向预测儿童后续的问题性媒体使用（problematic media use，PMU），还会通过削弱父母的限制性介入（如规则设定）产生间接影响。研究进一步表明，亲子冲突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在低冲突情境下，限制性介入能够有效降低PMU；而在高冲突环境中，此类介入的效果则显著减弱。因此，针对学龄前儿童数字媒体使用问题的干预，不能仅依赖规则管理，更需从提升家庭功能与缓解亲子冲突等整体家庭层面入手。
承接对个体认知机制的讨论，另一类研究进一步关注影响用户判断的心理中介过程。申东希（Donghee Shin）基于系统式-启发式模型，揭示了“感知逼真性”（perceived verisimilitude）在用户评估深度伪造视频中的关键作用。研究发现，启发式线索（如视频观看量、来源可信度）会显著提升用户的感知逼真性，而这种感知又进一步增强其对内容可信度与准确性的判断，最终提升“感知诊断性”（perceived diagnosticity），即个体对自身辨别真伪能力的信心。这一发现凸显了在虚假信息治理中规范信息源标识与传播语境呈现的重要性。
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信息生态中的关键行动者，其事实核查实践的有效性同样成为研究焦点。季（Jiaojiao Ji）等人通过对微博平台4942条事实核查帖子的内容分析发现，意识提醒与法律警告能够显著提升评论中的支持性表达；政府机构发布的事实核查内容虽然获得的点赞量相对较少，但更易引发支持性评论，表明用户对社会规范及政府主导治理行动具有较高认同度；同时，包含图片或新闻链接等视觉线索的帖子，也有助于增强评论区的支持倾向。
在组织行动层面，事实核查信息的情感表达策略及其传播后果亦成为研究重点。薛（Haoning Xue）等人对2017—2022年间IFCN认证机构在Facebook上发布的4.9万篇事实核查帖及52.6万条评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事实核查内容的情感性在研究期内显著上升（约13.5%），且具有新闻编辑部背景的机构较独立机构更频繁使用情感化表达。情感性内容虽能提升公众参与度，但会削弱公众对被核查对象的态度评价，损害事实核查的客观性与说服力，产生非预期的负面溢出效应。
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平台显著提升了用户行为与信息的可见性，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隐私风险。在此背景下，隐私顾虑（internet privacy concerns，IPCs）与隐私管理（privacy management）逐渐成为理解用户在线隐私行为及其调适机制的核心分析框架。IPCs通常可被区分为垂直维度（涉及企业、政府等机构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使用）与水平维度（涉及其他用户对信息的获取、传播与利用）。然而，既有IPCs测量工具在反映用户真实关切方面仍显不足，其概念内涵有待进一步澄清与拓展。为此，巴尔托尔（Jošt Bartol）等人对垂直与水平信息隐私关注进行了系统重审并修订其概念界定。研究提炼出隐私担忧的四个核心主题，即信息可访问性、未经授权的分享、主动联络以及个体脆弱性，并指出，尽管用户在思考垂直与水平隐私问题时采用的认知框架相似，但其担忧动因存在显著差异，垂直隐私关注主要源于对监控强化与个人自由受限的忧虑，而水平隐私关注则更多指向对个人身份、尊严及社会评价可能受损的担心。
除对IPCs进行概念层面的重构外，学界进一步关注其背后的个体差异与情境因素。Bartol等人的另一项研究系统考察了稳定人格特质对隐私顾虑的预测作用，重点分析大五人格特质以及新引入的解体性特质（disintegration，即个体倾向于在无关现象之间感知联系）对垂直与水平两类IPCs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格特质与隐私顾虑之间呈现出差异化关联模式，亲和性与垂直IPCs显著正相关，开放性与水平IPCs呈负相关，而解体性则与水平IPCs显著正相关。研究还指出，个体既往的隐私侵犯经历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即隐私顾虑会受到具体经验情境的显著影响。
进一步来看，隐私顾虑会转化为具体的隐私管理行为，并呈现出显著的情境动态性。科尔梅林克（Tim Kormelink）等人以数字平台中的数据捐赠（data donation）为例，发现用户在平台选择阶段隐私顾虑最为突出，而一旦进入实际捐赠流程，此类顾虑明显减弱。与此同时，平台在塑造用户隐私实践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英格伯（Alexis Ingber）将即时通讯中的截图收集与分享界定为“隐私动荡”（privacy turbulence），并发现通过设计层面的模糊可供性（如自动模糊截图内容）可有效降低截图收集行为，而明确的平台隐私规则亦能显著抑制截图分享，据此说明平台的技术设计与治理规范能够积极介入并引导用户的隐私管理实践。
社交媒体在促进信息流通与公众参与的同时，也可能成为数字仇恨（digital hate）滋生与蔓延的社会空间。既有研究表明，数字仇恨行为往往与即时性强、冲动化的表达模式密切相关。克拉克（Ben Clarke）等人基于《卫报》网站约3800万条评论数据，系统考察了评论发布速度与不文明性（incivility）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不文明评论的发布速度显著快于普通评论。这表明，不文明表达更可能源于即时的、情绪化的认知过程，而理性讨论通常需要更长的思考时间。研究还显示，一旦某一评论区出现不文明言论，后续评论中不文明内容出现的概率显著上升，证实了不文明行为的“传染效应”，即攻击性言论可能诱发更多类似的快速而对抗性的话语表达。
这种传染效应在互动性更强的社交场景中尤为凸显，并可能推动旁观者逐步转化为主动的仇恨参与者。蒙特斯（Daniel Montez）与金三希（Dam Hee Kim）通过对604名美国网民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揭示了网络喷子（trolling）行为中旁观者的转化机制。研究发现，旁观者在观看恶意挑衅时获得的愉悦感，会促进其参与支持性喷子行为（如点赞、附和），进而提升其转变为“公开喷子”（overt trolls）的可能性。该过程受两类社会认知因素调节。其一，对惩罚的恐惧越强，个体由“观赏”转向“支持”喷子行为的倾向越明显；其二，网络去抑制程度越高，个体由“支持”进一步升级为直接实施喷子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然而，用户并非数字仇恨传播中的被动承受者，亦会主动采取多样化的对抗行为。米尔松（Rinat Meerson）等人基于两波面板调查数据，考察了用户在频繁接触三类数字仇恨言论（不文明、不宽容与威胁性内容）后，其干预行为与内容审核偏好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与“麻木效应”假设相反，仇恨言论接触频率越高，用户越倾向于通过直接干预方式（如评论、私信）进行抵抗。同时，频繁接触不文明言论会削弱用户对平台审核机制的支持度，即用户更可能选择亲自回应仇恨内容，而非依赖平台的制度化治理手段。
在多种用户对抗策略中，反言论（counter-speech）作为直接回应仇恨言论的方式受到广泛关注，但其实际效果并不稳定。贾（Yue Jia）与舒曼（Sandy Schumann）通过实验方法，比较了四类常见反言论策略——教育施害者、呼吁他人介入、转移对话以及辱骂施害者——对仇恨言论旁观者后续行为意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转移对话”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旁观者忽视仇恨言论的意向外，其余三种策略均未产生显著效果。该研究提示，反言论在实际干预中的效能可能低于预期，且在特定情境下甚至可能带来非意图性的后果。
综观2025年度全球传播学研究，学科的基本分析单元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移，研究重心逐步由对传播内容、效果、关系的考察，转向对“场景”的动态性、情境化与建构性理解。在这里，场景（situation）指的是由个体的即时心理状态、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媒体情境三者共同构成的、动态的“情境”系统。本年度的研究图景呈现出鲜明的“场景化”（contextualization）取向，其核心在于，传播不再被视为发生于既定背景中的行为，而被理解为一种本身即构成社会—技术逻辑、权力关系与情感结构的实践场景。经由“场景”的透镜，传播学者得以细致地观察和检视个体、群体和组织在沟通实践中多层次的行为变化。这一转向标志着传播学对数字化生存条件的回应进入更为精细、多元的理论化阶段。
在心理层面，研究深入个体与媒介互动的具体场景，揭示意义生成与传播效能如何嵌入即时、具身的互动过程之中。无论是健康信息行为在家庭沟通与医患互动中的情境化生成，还是人机交互中拟人化设计所引发的伦理判断，均表明个体的认知加工、情感体验与身份表演并非内在心理属性的自然外显，而是在特定媒介界面、社会角色与互动规则的持续作用中被激活与重构。由此，传播研究逐步超越抽象的“媒介效果论”，转而关注媒介化沟通场景如何为个体提供认知资源、情感脚本与身份展演的生成性空间。
在媒体层面，研究将沟通置于数字基础设施与技术治理的视野之中，审视其与政治经济结构及文化价值的协同演化。从通信基础设施所承载的“商业-环境”双重逻辑，到数字孪生由“操作性本体”向“规制性表征”的实践转向，再到数字不平等在地域、社群与生命历程中的叠加机制，相关研究均表明。支撑沟通的技术架构、数据流与算法系统，本身即构成塑造社会空间、资源分配与存在经验的基础场景。比如，品牌营销中的AI广告效果、组织传播中的技术可供性与沟通效率、视听传播的多模态特征等，已然深嵌于更为广泛的结构性媒介场景之中，并与之持续互构。
在环境层面，研究聚焦群体与组织在具体社会-技术配置中的沟通实践，考察其如何再生产或撬动既有权力结构与文化规范。例如，政治传播研究通过对TikTok阴谋论社区、党派媒体使用情境的分析，揭示数字场景中公共话语与说服策略的重塑；组织传播研究以远程办公、企业社会倡导等实践场景为切入点，呈现技术可供性与组织沟通模式、员工敬业度之间的相互建构；平台治理研究则置于虚假信息纠偏、隐私管理等具体干预场景中，检验治理策略的有效性边界，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共同表明，群体规范、组织权力与平台规则并非沟通的外在背景，而是在多重场景中被不断调用、协商与重塑的核心要素，沟通实践本身成为观察社会关系动态重组的重要“棱镜”。
与此同时，本年度研究亦显露出“场景化”转向中的内在张力。尽管相关研究显著深化了对传播复杂性的理解，但多数研究仍停留于对单一场景的深描与机制阐释，尚缺乏对不同沟通场景之间连接、转化与嵌套关系的系统理论建构。当前的场景化知识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方法论上的“地方主义”倾向，尚未形成能够贯通微观互动、中观秩序与宏观结构，并解释其动态联动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同时，尽管研究方法持续多元化，如何将计算分析、经验观察、多模态研究与混合方法更有效地服务于历时性、跨情境的场景比较研究，仍有待进一步的方法自觉与创新。
展望未来，“作为场景的沟通”呼唤一种更具关系性、过程性与批判性的理论视野：不再将技术、内容、关系与实践割裂为彼此独立的变量，而应将其理解为共同编织并持续重构传播场景的动态过程。由此，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数字平台如何作为“元场景”生产并嵌入无数子场景？不同场景之间的“转场”机制及其权力后果为何？全球南北、城乡与阶层差异如何导致场景化沟通体验与社会后果的结构性分化？对上述问题的深切回应，将推动传播学超越媒介个案式研究，逐步发展出能够把握数字时代社会构成与变迁内在动力的“场景化理论”，在经验严谨性与整体批判力之间建立新的理论联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