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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0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提出，到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要达到46.6％。国家癌症中心肿瘤登记办公室主任陈万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系统性地将癌症发现时间前移到早期可治阶段。但与庞大的适龄人群相比，当前筛查的覆盖面和连续性仍显不足。在“筛查—诊断—治疗—随访”的闭环中，仍存在“只筛不诊、只诊不治、只筛不随”等问题。

　　“如果某个环节不顺畅，居民就可能打退堂鼓。”陈淑贤介绍，为此，广州市开发了风险评估小程序，在筛查点投放自助检测机，并在定点医院开通肠镜检查绿色通道，阳性居民无须再额外预约肠镜检查。但是由于粪便隐血检测的精准度有限，一些初筛阳性居民接受肠镜检查后，并未发现癌症或癌前病变。而且，肠镜作为诊断“金标准”，属于侵入性检查，受检者通常需提前服用泻药，检查时还要接受麻醉。“尽管公众对筛查已有一定认知，但实际动员难度仍然较大。”

　　在广州，高强度的动员通常只能在6月之前完成。再往后，天气转热，社区的工作重心就会转向灭蚊和传染病防治等事项。山东省癌症中心办公室主任、山东省肿瘤医院预防管理部主任张楠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组织性筛查能更早发现隐藏在人群中的早期癌症患者，但也更依赖财政投入和政府组织能力，需要医疗机构和社区持续动员、组织和落实，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很大。而且，组织性筛查的覆盖能力本身也有限，一个省份一年最多只能覆盖十几万人。若想进一步扩大筛查范围，还需要更多从医疗机构入手，采用机会性筛查。

　　“机会性筛查对医疗机构的要求更高。”张楠介绍，当患者存在吸烟、饮酒、家族史等风险因素时，医务人员要及时识别，或由医院信息系统自动发现并发出提示，引导患者进一步接受筛查。“如果患者原本是来看消化道问题，却被评估为肺癌高危人群，其接受检查的依从性往往更低。”而且，机会性筛查检出的早期癌症患者比例，通常也低于组织性筛查。张楠介绍，总体上，消化道肿瘤的早诊率不足20％，机会性筛查可提升至约30％，但仍低于组织性筛查70％—80％的水平。

　　在各地癌症筛查项目中，缺钱的情况普遍存在。北方某省的一位癌症筛查负责人沈千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该省政府对肺癌筛查项目投入专项资金，在问卷调查和高危人群评估环节，每筛查一例的经费仅1元左右，基层社区需要再自行贴补一部分费用；在临床筛查阶段，每例低剂量螺旋CT筛查政府补助65元，而实际成本约为300元，剩余部分需要由负责筛查的医院补贴。何秀玉也提到，在泰安市，筛查所需的无痛肠镜费用，目前主要由各个医院承担，难以长期持续。

　　张楠及其团队曾测算，如果将癌症筛查纳入医保，从长远上看，有望节省医保资金。何秀玉介绍，早期消化道癌的治疗费用通常在几千元到几万元之间；如果发展到中晚期，费用就可能升至10万元—50万元，个别情况甚至高达百万元，其中医保要承担50％至85％。若能避免一名早期患者发展到晚期，节省下来的治疗费用，足以覆盖近千人的筛查成本。“以泰安市的数据测算，筛查一千人，可以发现20多名消化道癌患者，其中90％以上是早期患者。”她说。

　　陈万青介绍，推动医保介入癌症筛查，主要面临几方面问题。首先，癌症筛查属于预防性干预，其支付逻辑和实施方式与治疗性医疗服务并不相同，现阶段还难以与医保支付制度有效衔接；其次，不同癌种筛查技术的成本效果、预算影响和长期收益差异较大。哪些筛查项目具备纳入条件、以何种方式纳入、又该如何规范管理，都要建立在充分证据基础之上。“医保参与不只是支付问题，也涉及技术成熟度、卫生经济学证据、服务规范和基金可承受能力等一系列问题。”

　　去年7月，《中华泌尿外科杂志》发布《中国前列腺癌筛查研究报告（白皮书）》，总结了宁波、广州、白银、北京四地的前列腺癌筛查创新模式。古迪认为，每一种模式都与当地资源禀赋密切相关。比如，宁波依托地方财政，能够将筛查纳入老年人体检；广州则打通了医院与社区之间的体系。按他的设想，广州的模式既能提升基层诊疗能力，也能减少患者的就医成本和衔接障碍。“但在上下联动不充分、各地资源禀赋差异明显的情况下，从筛查到诊疗的闭环体系，并没有一套可以全国套用的模板。”